文/安福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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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君按：在互联网时代，出版社除了卖书挣钱这种单一模式外，还有很多生财之道。本文作者安福双从盈利模式出发，解析了出版社在数字时代的盈利方式。
如果从1897年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人在上海创办商务印书馆算起，中国出版社的历史已经有120年了。但是，如果上溯到唐代民间私营出版业性质的刻坊和宋元时代的官刻机构──国子监、兴文署，那么中国出版社的历史已有上千年之久了。
在这悠久的历史中，出版社面临过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可是，没有一种挑战有今天的计算机与互联网这么严重。人们直接在各种app、各个网络文学网站去阅读了，出版社还有生存空间吗？出版社如果革新以适应数字时代？
看这个问题，有各个不同的角度。本文将从最核心的盈利模式来解析出版社的变化，探讨未来趋势。
出版社的盈利模式是指出版社的收支来源和相应的收支方式。收支来源简单的说，就是钱是从哪里赚来的？成本是谁掏出来的？收支方式就是怎么收费的？是按照一件件计算，还是按照一次次计算，还是按照消费的时间长短来计费？
出版社的收支来源之变：从单一到多元化
在计算机和互联网出现之前，出版社的收支来源比较单一。图书主要靠图书销售价格减去制作成本的差价来盈利，杂志除此之外，还刊登广告。其他收支来源几乎没有。
不过，现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和出版社最相关的利益相关者有读者，读者是出版社的直接顾客，是其服务对象；另外就是在杂志投广告的广告主、赞助商，这里将其列为第三方顾客；还有为出版社提供软件开发、出版数字化服务等其他业务合作的第三方合作伙伴。
出版社的收入来源有读者、第三方顾客，当然也可能是“读者+第三方顾客”的混合模式；出版社为了获取这些收入，要进行人员、设备等的支出，这部分支出有的自己承担，有的由第三方伙伴承担，还有的是自己和第三方伙伴共同承担。
根据收入和支出来源的不同组合搭配，我们可以把出版社的收支来源分为下面表格中的9种：
可以看到，出版社开创了很多新的盈利模式。
典型案例之一就是2017年由商务印书馆和上海商笛数字出版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推出的新华字典app 。该app完整收录《新华字典》第11版纸书内容，是目前市场唯一正版的新华字典app，由《新闻联播》原播音员李瑞英播读，除了查阅生字等，还有易读错字等闯关游戏。该app使用很方便，提供了单字、词语、汉语拼音、部首、笔画数、四角号码等一框式检索渠道。不但如此，该软件还支持手写、摄像头取字和语音输入等功能，在屏幕上长按某个字，还可以直接跳转到该字所在的页面。
app收费是面向用户，该app提供了40元、88元、128元、218元以及488元等五种充值金额，充值40元后，日查询汉字数量等字典功能便不受限制了。海笛和商务印书馆采用分成模式共同运营，其中商务印书馆负责提供全部内容，而整个app的设计制作和后期运营由海笛提供，用户付费收入双方以一定比例进行分成。这种收支来源的收入来源没变，仍然是读者，不过范围扩大了，任何人都可以下载安装使用；成本支出方式转给了一个数字出版服务机构，不需要自己承担。以自己的内容优势和技术公司合作，将纸质出版物进行移动化，成本共担，利润共享，这是一个双方共赢的良好盈利模式。
重庆课堂内外杂志社的《创新作文》（初中版）利用rays系统打造成了互动杂志，通过二维码的形式搭载了线上资源和服务。其中一个pdf版本的“传统文化备考资源包”，里面包括三大中考作文押题、满分思路分析等，帮助中考生迅速提高作文能力；另一个音频版的“万能范本：一篇传统文化作文写编n个热点命题”，主编语音为读者讲解“如何将一篇范文同时运用到各类型的作文中”。
另一本搭载了五个，其中一个名为“专家批改中考作文”的特色服务 ，300元改一次 。其盈利依赖于对“传统纸书、纸刊”的延展服务，即通过真实、可阅读的传统纸质图书、期刊，通过在书上印二维码的形式，配套线上衍生数字化资源与服务，引导读者在阅读纸质书后，扫描二维码为深度扩展内容付费。虽然同样是从读者获取收入，但服务深度扩展了，筛选出了不同客户，收入量级大幅提高了。当然，这些收入需要和rays系统的开发者武汉理工数传进行分成。
出版社的收支方式之变：不断创新
出版社盈利模式中的收支方式，是指收费是按照哪种标准来计算的，总共6种：消费资格、消费次数、消费时长、消费价值、价值增值、免费。
第一类按照“消费资格”来计费，类似于商场的“进场费”。只有缴纳了这笔费用，才有资格或者才能被允许享受服务；大连出版社与大连圣亚旅游推出的大白鲸世界儿童乐园收取的门票，就是这种。
第二类是按照使用的“次数”计费。如过路费，典型的是出版相关网站上的广告，按照点击次数来向广告主收费。
第三类是按照使用的“时间段”计费，类似“停车费”。有些出版社旗下的网络游戏销售点卡，就属于这类型。
第四类是按照“价值”收费，可以对比的就是“油费” ，根据其为消费者提供的价值多少来确定。按成本定价或者计件定价的图书都是具体形式。
第五类是最新颖最高级的一种了，它以价值创造为基础向消费者收取费用，消费者通过支付分享费来分享某一项目实施后所创造出来的价值，可称为“分享费”。2016年，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辽宁博鸿投资有限公司、辽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国泰君安创新创业投资中心和上海航运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辽宁博鸿文化产业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中心，就属于这一种。
2014年，中信出版社推出的《周鸿祎自述：我的互联网方法论》采用了众筹方式。在新书出版前一个月，中信出版社联合京东众筹和360公司策划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众筹活动。一个月内，众筹金额突破160万元，众筹销售图书6万册，成为出版物众筹之最。读者参与众筹，分享的不只是1本图书，还有2场巅峰对话、4场独立演讲、20份商业计划书的点评指导、2场小型沙龙、2场私密午餐会等等。
最后一种方式是完全免费，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无所谓任何计价方式。
出版社的盈利模式之变：从固定到分成
出版社生产销售图书，里面主要涉及到两个利益相关者：文章作者和出版物的销售渠道。作者为出版社提供了内容，帮助出版社将产品生产出来，然后通过新华书店等销售渠道销售出去获取利润。
在这种合作关系中，存在三种情况：出版社拿固定的收益，作者和销售渠道获得总收益中减掉出版社固定收益的剩余收入；出版社拿剩余的收入，作者和销售渠道获得固定的收入，比如出版社买断了作者的版权，付给作者一笔固定的费用；三方都拿剩余收入，也就是分成模式，比如出版社和作者按比例获得一本书的收入，作者拿8%，其他归出版社。
固定模式中和剩余模式中，一方获得旱涝保收的收入，另一方面独自承担所有投入，并获得所有产出、承担全部风险。
一般来说，获得剩余部分的一方会尽自身最大的力量来增加交易价值，而获得固定的一方则有可能只贡献一部分力量。这样一来，缺乏激励机制让双方都做的更好。而采取分成模式，图书销量越高，双方的收益越大，上不封顶，因此双方的利益深度捆绑，激励的力度更大。
现在一些ar出版物就是采取这种模式，比如地图出版社、朋宸地球仪、ar企业幻实科技联合推出的“大眼探世界”ar地球仪，就是采取了分成模式，实现约定好一个分成比例，按照地球仪的实际销量进行分成。如此一来，幻实科技有动力开发最好的ar地球仪应用，地球仪企业也有动力把销量提到最高。如果销量不佳，风险由双方共同承担。
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本身
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和社会的变革，古老的出版社也与时俱进，改变了原先单一的盈利模式，更加多元化，更加灵活，更加巧妙，兼顾到更多的利益相关者。
因此，在巨大的冲击面前，很多出版社能够迎难而上，变革自身，实现收入和利润持续增长。读者对于知识文化的精神需求是永恒的，这决定了出版社的寿命会和大学一样长久，只要出版社根据外界变化做出调整，坚持生产优质内容，生存将不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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